報章輿論對於蔣介石訪印之行的相關回應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正式向英美宣戰。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軍佔領香港；三十一年一月二日，日軍佔領馬尼拉；一月十三日，荷蘭放棄婆羅洲東北的焦那港，日軍先後佔領泰國、越南等地。此外，中國的海上對外交通已幾近完全斷絕，新加坡、緬甸等地已經陷入苦戰……以上種種，對於以美國為首的盟軍而言，所面臨的消息均傾向負面消息為主，面對日本強大軍力的壓迫之下，盟軍在亞洲的一切佈置幾乎要面臨崩潰。
就在此時，印度突然變成整個亞洲中最受矚目的焦點；假設印度的情況不見明朗，以美國為首的盟國在亞洲的勢力即將面臨最嚴苛的挑戰。同時，日本最具催化力量的宣傳標語「亞洲為亞洲人的亞洲」、「將英美趕出亞洲」等等，在印度民族主義支持者中，也獲得相當的同情；但是英國官方卻以戰爭為理由，將印度問題予以無限期的擱置。印度內部對於獨立的相關議題，見解也趨於反覆不一：主張印度獨立的國大黨為反對英國殖民統治，而發動不合作運動，拒絕參戰。同時，英國利用印度內部國大黨與回教同盟的矛盾情緒，不肯輕易交出政權，來繼續保有其統治權。從印度的種種政治發展現象看來，印度的外部、內部都處於極為混亂的狀態。


主要訪印行程
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四日，時任國民政府委員長的蔣介石偕同夫人，由重慶起飛，展開訪問印度的相關行程，隨行的有國防最高委員會祕書長王寵惠、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張道藩、中央宣傳部部長董顯光、英國駐華大使卡爾、英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丹尼斯（L. E. Dennys）等。二月七日至加爾各答，十日與印度總督林里資哥討論政治問題，蔣介石表達其對於英印衝突的關心，並建議英國官方應立即自動宣布印度為一自治邦，印度人民應該暫時放棄完全獨立的要求。十一日，蔣介石晤見尼赫魯、國民大會主席阿沙德等人，以中國革命經驗相告之，同時並針對目前印度的環境，與眾人交換意見。
然而，此行之中，蔣介石與甘地於十六日在加爾各答甘地寓所的見面一事，厥為眾人矚目。略顯生疏的言談之中，印度人民公認的精神領袖甘地對於中國的對日抗戰表示同情，並聲言不妨礙英國協助中國作戰事宜；但是對於中印兩國的共同發展卻不願多加置喙，態度相當保留。
同年二月二十一日，蔣介石訪印行程結束在即，特別發表〈蔣委員長告印度民眾書〉一文，以作為此行中，對於聆聽多方說法之後的回應。
蔣介石的訪印一事，彷彿是將一顆巨大無比的石頭，擲入寂靜已久、幾成泥沼的遠東戰局，使其泛起一波又一波的漣漪，影響深遠。同時，也使得於此參戰的多方勢力顯然已近僵持局面的亞洲戰場上，產生新的議題，而再度賦予其生命力。
對於中國而言，蔣介石的訪印，除了要解決中國與中南半島之間的交通問題外，更是中國邁向亞洲新霸權的重要指標。身為世界新四強，同時也是亞洲除日本外的首要強國候選人，蔣介石希望能以這樣的身分前往印度擔任英印關係的協調者，並且以中國百年來反抗殖民者的英雄及亞洲老大哥的面貌於印度粉墨登場。與印度的攜手不僅僅是為連結過去數千年的宗教文化等的交流關係，更是為將來的亞洲軍事合作開啟新局。時任蔣介石的政治顧問拉鐵摩爾向記者表示：「蔣委員長赴印之行，足以證明中國已處於世界一大強國之地位。中國方面素知其在國際間所處之地位，此可以蔣委員長所具政治家之眼光為明證。依照蔣委員長之見解，夙認中國之抗戰乃全世界大戰之一部份。長沙大捷，足證中國軍隊一旦擁有適當之配備，即可發揮重大之威力。」 蔣介石在「中國領銜《聯合國家宣言》，成立中國戰區以及蔣介石被委任戰區司令，特別是長沙大捷，使蔣感到中國已今非昔比，自己儼然為亞洲大國領袖，應發揮大國對國際事務的影響。」 尤其是自詡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中國，對於印度問題的解決更有責無旁貸的使命感。

雖然蔣介石的行程早在二月四日就前往印度，展開極具爭議的旅程；但是中國國內的重要報紙媒體，如《大公報》、《中央日報》與《新華日報》等，皆於二月十三日之後，才開始針對此次訪印行程發表相關的論述。時間上的延遲，也象徵了各方勢力對於此項議題的疑慮。中國國內各大報，以上述三大報為例，皆經過了將近一個禮拜多的時間的討論與研擬，方才紛紛於主要社論、社評版面，提出其對於此事的相關看法。總體而言，其中關於中英、中印雙方的相關軍事、交通等協議，三大報均無疑義；但是，至於蔣介石出訪印度意欲解決英印衝突的看法，卻有些許差異。


《大公報》認為此為蔣介石個人突然之舉
《大公報》的論述精神較其餘《中央日報》與《新華日報》而言，是以較為中立的角度來切入此一爭端。其所採的角度，以不得罪英國、中國與印度三方為主，將蔣介石的訪印定調為個人出訪，並且將其所表的言論，視為蔣介石自身的見解。但是，這樣的見解不免與國內的主流概念衝突，因而在發展其特有觀點的過程中，多引述他國報紙輿論以申論之。
據孟買官方昨日（二月十八日）宣稱：蔣委員長此行之主要目的如次：
一、討論一種辦法，俾印度成為援華軍火之一重要補給根據地。
二、研究萬一滇緬公路截斷時，中印間之新補給線。
三、考慮中印緬之聯防問題。
四、由蔣委員長個人籲請印度政治領袖參加中國與諸同盟國對納粹及日本威脅之抗戰。
於此處，《大公報》將蔣介石意欲介入英印爭端的做法，解釋為其個人意志的展現。將國家與個人做一明確的劃分。不願將中國在盟國的所處的角色直接置於輿論的最前線，徒留話柄。
同時，美國方面也十分關注此次行程。在《大公報》裡引述「中央社」華盛頓二月十二日「路透社」電指出：
蔣委員長訪印之行，已引起華府軍政各界之深切注視。一般人士認為蔣委員長既親自出行，則中印人民團結一致反抗日本侵略之希望，甚有實現可能……蔣委員長此次突然訪問新德里，與英印當局舉行會議，華府官方人士均獲深切之印象。各報記載此事，未加論列。惟觀察家認為蔣委員長此行極端重要，對於太平洋大戰之最後結果，必有重大影響。
但是，文中提及「突然」二字，不免惹人揣想，蔣介石的訪印實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以中國的軍政力量來說，當時應付日軍的挑戰，已是疲態盡露。雖然藉由英美等國將遠東戰場納入大戰的範圍之內，日軍成為攻擊目標之後，中國經由英美支持而得以身列世界強國。不過，其主要力量實是無法與其他強國並稱。因此，美國方對於蔣介石的此項舉動感到訝異與措手不及。
此外，《大公報》認為軍事方面的協定為蔣介石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意圖將所有目光集中於亞洲戰局的解決之上，將中、英、印三國關係定位為去除政治意味，且為戰爭中必須存在的盟友關係。
『就在此時，中國最高統帥到了印度，與英印領袖會見，第一件事當然就是中印軍事合作的問題。倫敦的人士謂：「華軍集結緬甸之舉，不但為保衛中國生命線之滇緬路，亦所以阻止敵軍進窺印度，故入緬之華軍實握有印度之防禦樞紐。」曼哲斯特導報評蔣委員長訪印之舉說：「關於戰爭策略問題，我們需要學習之處甚多，我們倘願接受蔣委員長及其參謀部之教訓，獲益必非淺鮮。」這些話都能道著問題的要點。』 所有媒體均認為蔣介石的訪問將有助於亞洲軍事力量的提升及效率。就如同《大公報》的說法：「我們相信蔣委員長訪印之行，在中英印軍事合作上一定要產生決定的作用與重大的結果。」
既然，蔣介石的出訪已為事實的同時，《大公報》也希望蔣介石藉由身為盟國關係的去訪可以改善英印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我們關切印度的命運，印度應為他的命運奮鬥。第一印度應效中國之所為，自己先團結起來。中國在團結的基礎上纔能從事前史所無的抗戰，這一點經驗，應請印度朋友特別珍重。其次印度本身應認清自己已是參加世界反侵略大戰的一個戰鬥員，本身的解放，將在這次戰爭的勝利中取得，所以英印之間不宜有感情的隔閡，應該開誠合作，共為一個目的作戰。蔣委員長的訪印，一定能促成英印領袖間的協調，使印度獲得旋乾轉坤的展望。」
報導中指出印度應該效法「中國經驗」，不該再繼續獨善其身，應該團結一致，為世界和平、亞洲戰局而努力。最後仍然期待蔣介石此行對於英印兩國之間的和諧相處能有正面效應，結束論點於肯定此行之上。


《新華日報》側重於其政治效應
在軍事、交通的相關議題與蔣介石訪印所引發的政治效應兩者來說，《新華日報》決定以後者來作為論述的基調。對於中國當時亟欲發展中印關係，同時，也衝撞過去向來相敬如賓的中英關係來說，此行的目的自然脫不了政治因素。但是，在三大報中，單以《新華日報》敢纓國民黨之鋒，直接將此事定調為政治事件。因著這樣的論述是如此赤裸，不得不將該論點寄寓於國外的媒體，以避免過度的刺激英國政府。其撰述論點的手法可以該報二月十三日引述英國方面的報導可窺之一二：
英政界人士稱，整個遠東戰局之嚴重與萬眾矚目之蔣委員長訪印行程，適成史所未有之對照。……蔣委員長之訪印，復使全遠東與太平洋發生一線曙光。蔣委員長此行最合時宜。消息靈通者謂蔣委員長負有極重要的之使命：
第一、中印文化關係已有千年，而印人對於中國爭取自由之鬥爭，亦屬有具體之同情表示，故蔣委員長之訪印，可視為中國對印人深切感謝之表示。
第二、滇緬路為中國之生命線與印度之屏蔽，故日軍侵緬，益使中印之不可分，蔣委員長與甘地、尼赫魯國民大會首領及回教首領之會談，似可使彼此認清共同之危機與共防之必要……英國各界認蔣委員長此行具有極大之政治意義，政界觀察家謂，此乃遠東新時代之開始，因而使目前之局勢孕育無窮之可能變化，同時直接影響目前與將來遠東之作戰行為……英人希望蔣委員長能說服印度領袖與人民，使其共同從事於為自身防禦與自由而努力之偉大工作。
首先，強調該行程是基於兩國固有的歷史、文化情誼作為出發點，而中印兩民族間必然發生的親善關係，與其他第三國（英國）之間，並無任何直接關係。第二步即是就目前的戰爭局面的現實面而言，中印之間更有不得不結合的宿命，共同面對挑戰的必要性。以上述兩點，藉以將蔣介石訪印之行定調為兩國必然、自然發生的政治行為，並非針對任何第三國的敵對行為。
在二月十五日的《新華日報》中，再度援引《泰晤士報》及《紐約前鋒論壇報》的社論，文中指出英美輿論對於此行亦是抱持正面的觀點。前者指出「蔣委員長顯然有意於此行中與印度重要人物會見，可知蔣委員長此行非僅有軍事上之重要性而已。……惟蔣委員長已與其他各領袖會見，可由各領袖獲悉印度問題各方面之情形。蔣委員長訪印之時，適為時局上遭遇重大難關之時，故必須具有勇毅及政治家風度者，方能做此決定，印度愛國志士及愛護印度之人士，俱切盼蔣委員長此行，自軍事及政治之觀點上論，均可成為印度歷史上之轉捩點。」 而後者「紐約前鋒論壇報今日社論稱，蔣委員長訪印，乃東方歷史之創舉，……印度全體無疑將同情而聽從蔣委員長之建議，組織反軸心之聯合陣線，……然而印度仍有一部知識份子持相反之見解，吾人揣想蔣委員長之任務，乃在改變此部份親軸心之抽象心理，為與民主國合作之具體行動，遍尋反軸心陣線，亦難覓一敢負蔣委員長此次所負重任之人物，蔣委員長已為民主陣線出力甚大……」
在前者的文章中，也提到蔣介石此行的目的非僅有軍事上之重要性。政治性的考量成為此行所不可避免的焦點。不僅如此，由上述的兩段引文中，亦可看出英美各界雖然沒有效掌握蔣介石出訪一事發生的剎那，但是卻非常肯定此行可能會產生的結果。


《中央日報》緊抓民族主義的看法
至於身為國民黨的發聲機器，《中央日報》在處理這樣的爭議時，其立論點就較為保守許多。對於蔣介石的訪印之行的相關報導也較局限於行程上的報導，而較不願直接針對這個話題發表太多。在為數並不甚多的相關論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以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身分隨行的張道藩於《中央日報、掃蕩報》所特別撰文，論及對此行的觀感：
在亞洲方面，我 領袖（蔣介石）高瞻遠矚，不但對于印度民族早已重視；即對于其他各民族，一本 總理（孫逸仙）遺教之指示，亦無時不盡力扶助，求其聯合……
在此說明了《中央日報》的基本立報精神，乃在於發揚孫逸仙所提倡之民族主義。而對於印度問題的關注，也是由此而生。
至於密切政治軍事等各方面的聯繫，更為 領袖（蔣介石）此次訪印的重要意義……喚起印度民族對敵的深切認識，鼓舞印度民族抵抗侵略的一致決心，亦為 領袖此行重大意義之一。因為事實上今後遠東戰局的重心，將在印緬之區；所以聯合國家對于廣大的有歷史文化和潛伏力量的印度民族，須從速爭取切實的方法，使其力量得以充分發揮，然後才能使太平與印度兩洋所有各民族群策群力，來共同挽救目前的危局。所以 領袖在印，除一面與印度朝野交換意見外，更注意於激發印度回民對予他們民族本身的努力。
由此，張道藩指出：除了固定議題，如軍事合作之外，蔣介石訪印的目的在於以下兩點：
一、加強印度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認識，強化亞洲反侵略國家之間的連結。
因著印度國內對於日本所提之「亞洲為亞洲人的亞洲」等種種宣傳，連結至印度獨立的相關議題上，使得印度爭取獨立人士對於盟國，尤其是協助英國、中國作戰的意願始終搖擺不定。所以蔣介石著眼於戰局，必須前往印度增加該國人民的視聽。同時也強力拉攏印度為此一戰爭出力，文中也強調為了戰局的變化，印緬地區將成為足以影響亞洲戰場上的重要決戰因素。面對此一現象，所有國家，包含中國（與英國）都必須儘速用最有效的方式（例如承諾給予其自治權），協助其發揮最大的力量，來挽救眼前的危機。
二、勸導印度回教民眾與印度教徒合作，促進印度國內團結。
戰爭的最高目標，就是求取最後的勝利。因著這樣的前提，蔣介石前往印度，一面與印度朝野交換意見；另一方面，他更關注印度國內的團結問題。

同年二月二十三日，蔣介石即將結束訪印行程。在印度發表〈蔣委員長告印度民眾書〉，文中提及中印兩國應該採取聯合作戰的策略，極力拉攏印度成為中國在遠東戰局的另一個有力盟友，他不採刺激英國的行文內容，力陳印度之獨立必須在盟國勝利之後才有實質意義。而印度在這次的反軸心戰爭中，不能再袖手旁觀，應該盡力協助其他民主國家，贏得最後的勝利。同時也呼籲英國必須從速給予印度獨立、民族自決的政治實權，不該再讓印度人民失望。面對眾人期待蔣介石能積極調節英印關係的此刻，蔣介石在印度的行程中，始終低調處理該議題，就算是與回教同盟領袖真納、印度精神領袖甘地進行會談之時，亦表示此次來訪不願介入協調英印政治的衝突，而是扮演「傾聽者」的角色。不願正面觸及英印衝突的焦點，同時，也不願任意表示中國對於此項議題的看法。在與印度朝野晤面的過程中，蔣介石始終以中國經驗相告，期待印度國內能團結一致，大局為重。不過，這次的正式文告是唯一一次正式面對該項主題而提出的中方回應，其重要性可以想見。


《大公報》強化對英國施壓的力道
二月二十四日《大公報》社論中，主要分成三點進行鋪陳：
一、釐清日本所提出的「亞洲人的亞洲」相關論述，並向印度人民澄清其論點的謬誤之處，「請問印度人你們會相信嗎？ 不錯，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但我們絕對反對打亞洲弄成日本一國的亞洲。」 對於同盟國而言，強化印度人民對敵我的認知，乃是不可輕忽的重要步驟。尤其是面對部份印度爭取獨立地位的人士，醉心於日本的宣傳，慢慢形成一股反對以英美為首的同盟國家的氣氛，如此一來，可能會嚴重影響盟軍在亞洲的軍事、交通等的佈置。但是面對印度爭取獨立的強烈意願，可能影響戰局的片刻，便帶出第二點要素。
二、「就以中國來說，我們是對抗日本的侵略，而清算舊時代的冤債，也是我們的夙願；所以我們一面簽訂二十六國同盟宣言，同時也與英美個別交換了取消不平等條約的約言。」 以此來說服印度能將視野放寬，著眼於世界反侵略的共同目標，來爭取全人類的自由。在此大目標之下，有些政治上的要求是可以妥協，勉勵印度人民積極參加反侵略戰爭。「這是坦白誠摯的說出，印度不特為整個人類爭自由，其自身也將獲得自由。」 不過，這點也需要英方的相對配合，因此就有了第三點的補充。
三、〈蔣委員長告印度民眾書〉的最後一節中提到：「余對盟邦英國政府特致誠摯之期待，余且深信我盟邦之英國將不待人民有任何之要求，而能從速賦予印度國民以政治上之實權，俾更能發揮精神與物質無限之偉力。」 蔣介石於文告之末提及此點，期待英國官方必須「主動」賦予印度民族以政治上的自治權，並且蔣介石僅是採取「期待」與「深信」的方式來回應各方對於蔣介石可能協助處理英印問題的期許。所採取的角度十分保守，但是，《大公報》卻引申為：「這話甚有斤量。在今天，惟有我蔣委員長有資格講此話，且講後必有效。邱吉爾首相英明蓋世，對於此點必能見到，且必將有適當的措置。」 在語意上，似乎將蔣介石的「期待」變成為一種「承諾」，無形中增加了蔣介石對英國在處理此項議題的施壓力道。


《新華日報》主張英國應該立即放棄宗主權
同時，《新華日報》也針對此份文告撰寫社論乙篇，文中所提示的先後次序與《大公報》略有不同，也相對指涉了其特別的政治立場。
首先，文中引述尼赫魯於二月十二日歡迎蔣委員長訪印的演講文，來申論印度人民除了民族自決的前提外，堅決反對任何其他國家、種族的統治，並對此侵略行為將採取抵抗到底的論點。由此來帶出文中主題：立即給予印度獨立政權的主張。
文中強調「英國今日應在實踐羅邱宣言，允許印度人民自由解放的基礎上，首先給印度人民以政治上的實權。在法律上保障印度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尤其要給以武裝抵抗軸心侵略之自由。在經濟上改善印人現有之地位。」 《新華日報》認為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英國應該放棄過去對於印度民族主權的箝制，藉以鼓勵印度人民能積極參與此次大戰。同時，也指出幾個具有指標性的動作，包含承諾印度人民以集會、言論的自由權，印度必須有自身的武力支配能力等等，並期待英印雙方都能採取以結束戰爭、獲得最後勝利的前提之下，最適當的政策，來實行戰時的合作關係。
不但如此，面對日本的侵略傾向，意欲強加其殖民意志於其他亞洲國家的強大壓力，也期勉印度人民能以大局為重，與中蘇美英各同盟國攜手合作，共同作戰。強調「也只有在保衛印度與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共同奮鬥當中，才能爭取到印度人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經濟上文化上各方面的進步。」


《中央日報》強調解決政治問題為重
民國三十一年間中國駐英大使顧維鈞曾在其回憶錄中，提到中國官方對於英國處理印度問題的態度並不是很滿意。因此「重慶決心由中國報界對英國的對印政策採取強硬路線」 。在處理英印關係上，中國官方決定以強硬的態度對英國施加壓力，但是，在文字的表現方面，又不能太過刺激的情形下，便產生了「相信其將主動改變」的說法。
表現在《中央日報》的文章中，可以引張道藩在該報的〈星期論壇〉中的文章〈蔣委員長訪印之行〉以申論之。在這篇文章的末了，張道藩指出：
雖然我們對此並不失望因為知道印度的政治軍事問題，在最近的將來必須有所解決，關于這一點，英印當局當然比我們清楚。縱然目前或許仍有些困難，英印當局和賢明的政治家，一定會想出最妥當的方法來解決急待處理的問題。
蔣介石代表中國方面提出希望英國能給予印度自治等相關權力的承諾，以換取印度對於盟國的認同與加強印度對於抵抗日本的決心。這篇文章亦是呼應了蔣介石在該篇文告上的見解：期待英國或英印當局主動出面解決該項爭端。雖然所呈現的字句為「相信」與「一定會」，但是無形中也成為一種壓力，持續在這個議題上，對英國施壓。
一旦政治問題獲得解決，軍事問題即無問題，經濟交通也同時迎刃而解；那時，我們便可以看到偉大的印度發揮其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應付日益囂張的侵略。
在文章中再度強調政治問題，也就是印度獨立問題將會是促使印度決定是否與同盟國家共同作戰、加入戰局的決定性因素。假設自治權的問題得以解決，印度人民便會心甘情願的與同盟國家共同對抗軸心國的侵略，亦可以說，中國與英國在遠東戰場上，將可無後顧之憂。

總的來說，各報對於蔣介石此次訪印的行程與所產生的政治效應，均採取肯定的立場。不過，就當時的中國來說，是否有這種必要性；同時，其所選擇的時機、方式是否妥當，則有值得探討的空間。而對於各報來說，其表現意見的方式便成為一門相當有趣的行為。
就《大公報》來說，偏於中立的立論精神使得該報在面對這樣的敏感議題時，先將蔣介石訪印的相關抉擇解釋為其個人的選擇，將其所發表的聲明與國家做切割。但是在〈蔣委員長告印度民眾書〉一文發表之後，其批判英國的力道卻強勁無餘。換言之，也是《大公報》本身嗅到中國官方的風向為何後，大幅度改變其立論的方向。
但是，《新華日報》方面，因著與中國官方的政治立場較有差異，所以於立論之時，便可看出其較為直接的批判方式。對於《新華日報》來說，基於鼓勵民族解放、階級鬥爭的角度來說，中國官方對英國所採取的強硬態度，也符合該報向來的批判筆鋒；再加上沒有官方的立場與包袱，使得該報在此一議題的表現上，始終直接而強烈。
面對英國處理印度相關議題的消極，中國官方的態度相較之下，更為積極且主動。表現在《中央日報》上，可以看到該報在處理類似的問題時，礙於官方宣傳機關的角色，因而不得不採取較為迂迴而保守的方式，來陳述其看法，以避免過於刺激同屬盟國的英國。